日常對話 　映後座談

出席：導演黃惠偵

時間：2023年12月8日(五)18:50

地點：府中15紀錄片放映院

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今天來看我們這場《日常對話》，這部片其實當年算是很受到矚目的片子，也得過了很多獎項包括在柏林影展得到了泰迪熊獎，泰迪熊的紀錄片獎，算是臺灣史上應該是第一個拿到紀錄片泰迪熊獎的作品，算是一個蠻有代表性的作品，那這部片其實也蠻久的，7年前的，裡面的小朋友小女孩都長大了，也是很讓人讚歎的時間的變化，那這部片放到現在看還是很經典的一個作品，今天會放這電影啊是我們12月12號的時候在府中15的展場三、四、五樓，有一個家庭紀錄片特展，我們會把這些紀錄片呢用實體空間的方式去展示，讓大家用不同的形式去感受一下這部片它特殊的情景，跟特殊的內容，我想看影片跟看展場我覺得那個自由度跟方向感，是不太一樣的，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試著去看一看這樣的形表現形式有沒有從另一方面觸動你，或是在看片的時候可能有還沒有想到的事情，好我們先歡迎黃惠偵導演！

黃惠偵導演：謝謝大家來看片因為已經不是很新的片子，而且剛剛看到還有看過再來的，就特別感動特別謝謝你們！

主持人：我們先請黃惠偵導演來談一下其實黃惠偵導演這部片當初要拍的時候計畫很久，要不要跟我們談一下你從開始想要拍媽媽一直到確定下定決心把它弄成一個紀錄片，到最後它變成一個成果出來，這個心路歷程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黃惠偵導演：好，這是一段挺長的旅程，我是一個拍片特別慢的人，剛剛進來之前主持人問我說有在拍新片嗎，我說有那新片其實是我從2008年就拍到現在，我如果要靠這個生活，我可能活不下去，就是因為可能我拍片的理由比較不一樣吧，就是對我來說，當然我想要創作可是我是通過創作在處理一些我生命中很難解開的問題，包括我第二部片其實也是這樣，所以就是都花比較長的時間，那我這部片如果你要說真的從那個你起心動念，想要去拍一部關於我家的電影，其實是在1999年1998年 我20歲的時候，很久很久之前了，那個時候我20歲，那為什麼會想要拍一部關於我們家的電影，也是因為我在那一年，人生中第一次知道這世界上有一種電影叫紀錄片，你們剛剛看影片知道了我沒有去受正規的教育，我讀到小學3年級就沒有再進到學校，然後呢每天不是在做「牽亡歌」就是在家裡看電視，然後呢我運氣很好啦，就是我成長的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進展得非常快速，那個時候剛好有第四台，然後呢電腦也是，那種家用電腦也是在那個時候才開始真的比較普及，然後家用攝影機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普及，所以我算是在一個很幸運的時候成長，我就在那些沒有去學校的時間，我又很很大把的很奢侈的把時間用在閱讀一些可能一般家長不會讓小朋友讀的課外書、課外的電影，我看了非常多電影，因為電視臺就是一個24小時打開都有節目可以看，不像以前我媽那個年代，就是到了晚上幾點鐘電視會收播，你只看得到color bar什麼都沒有了，可是在我那年代就是我只要醒來我只要是醒著，我打開電視都有東西能看，所以就是閱讀很大量的影像這樣，可是以前電視臺大概也很少頻道在播紀錄片，或者說我不曉得，我看的都是電影台比較多，然後我就以為電影可能是有一個虛構的文本在那，就是講故事，然後我1998年那個時候我還在做「牽亡歌」，我不知道現在在市區裡頭還看不看得到這樣子的民俗陣頭，還有嗎？你們有在都市看過這樣陣頭演出的嗎？很少了吧，我覺得他很有可能是一個很快會消失的工作吧，廟會的陣頭它會留下來，因為畢竟這種神明嘛喜慶還是大家比較能接受的，可是在這種喪葬的場合裡頭它很快就會被認為說它是一個比較低俗的、不文明的、迷信的東西。可是在1998年的時候算還不錯，我們還可以靠這工作為生，這樣然後那時候遇到力州導演他在幫公司拍一個青少年的節目，所以就來拍我們這群跳陣頭的青少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原來你要拍一部影片拍一部電影的門檻沒那麼高，因為我剛剛說了嘛，那個時候家用的攝影機開始普及，一般老百姓都能夠負擔得起的價格，你可以買到一台，可能是廣播級的攝影機，我覺得那個時候有這個認識對我來說很重要，基本上就是讓我的人生整個有一點轉向吧，因為在我生活的那個環境裡頭，或者說其實說白了階級就是這樣，你很難真的有很大幅度的移動，那個階級不太會變化，他頂多就是橫向的移動是有，那你說你要一個縱向的移動不太可能，所以到現在我小時候一起跳「牽亡」的朋友到現在他們也都還是在做類似的工作，就你很難離開這個生活圈，可是因為那個時候看到力州導演，跟他手上的那台攝影機，我都還記得型號，現在你大概也找不到，很古老的攝影機，還要用那種非常迷你的卡帶，很迷你的磁帶去錄影的機器，我就想說原來有一台這樣的攝影機，我可能有機會來講自己的故事，就在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想要拍一部關於我們家的電影，所以才會是在那麼早之前，可是我剛剛有說嘛我動作很慢，我1998年開始拍，可是我是拍到2016年才完成，就是18年的時間才完成，可是我覺得我運氣很好，還好我很慢沒有真的在我20歲想要拍的當下就完成，因為那個時候的狀態就是很年輕，你對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話想說，可是你不見得能夠找到一個方法去好好的表達，甚至你可能在腦袋裡都理不清楚，所以我覺得還好那個時候沒有完成，當初會起心動念想要拍並不是說像大家看完電影，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感受最深刻的是什麼，但是在之前放映的時候，很多觀眾都會說覺得這電影有好多的愛，可是我在20歲想要拍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心裡頭比較多的是恨，有很多的憤怒、很多的怨恨，不管是對於為什麼自己會長在一個跟別人的不一樣的家庭裡頭，又或者是說其實普遍社會主流在看待我們的時候，看待像我這樣子出生的人，一個中輟生從小跳陣頭，然後你說現在可能離婚的家庭沒有什麼，可是在我小時候那年代，你沒有一個健全的家庭你就已經是一個可以讓其他人把你當做不一樣的存在來看待，我小時候的卡通啊一定都是那種爸媽健全，家一定是完整的，一直到我生了小孩之後，我在看我小孩看的卡通，就發現這些卡通人物的角色也有單親的，爸爸在看繼承者，你會發現這個時代有些東西它終於變得比較不是那麼樣子的硬邦邦，你一定要這樣你才是一個合格的人、你才是一個合格的家庭，但在我那年代就是還滿嚴格的，然後媽媽是女同志家裡也有家內性侵，就是這些種種的你說標籤吧，一般來說好像這樣貼上去好像你比較容易辨識，但其實那個東西很傷人的，我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可是不知道怎麼樣去……你說面對它或回應它不知道，可是那些東西就會變成全部揉成一團，它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情緒可是你沒辦法梳理，你也沒法真的很仔細辨識裡頭到底是什麼，那他看起來比較接近的狀態就是憤怒，這樣你有很多的東西你是找不到出口不知道怎麼講，所以在那個時候可能憤怒是我最大的動力去拍這個故事，可是也因為還好拖了很久嘛，那那些憤怒後來也運氣很好，可能因為我找到了解答，比如說哎為什麼我沒有接受過這些正規的教育，然後家裡跳陣頭我就必須要被不一樣的眼光看待，後來比較理解這個是什麼，那那個理解也是因為我後來在真正開始以影像為業之前有大概十多年的時間，我是在做社會運動，那這是我另外一個運氣很好的地方就是這一群做社運的前輩，其實教會我很多事，包括說教我看懂什麼叫做社會結構，什麼叫做主流價值觀，它如何在影響我們每個人，比如說像這樣一個看似很私人的故事，但是我覺得在跟他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你知道我們這個社會底下你說私人，很多的私人都不是真的那麼私人，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好了，他其實都還是你得要把它放置在我們這整個社會環境的裡頭來觀看，我們都不太可能不受到主流價值觀的影響，包括我媽媽為什麼他是同志需要結婚，也是因為在當時那個年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他就是一個主流的價值，可能到現在都還是這樣，所以我後來就比較理解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就知道，小時候你可能會想說是不是我們運氣特別不好，八字長得不漂亮，或者是有時候聽廣播就覺得你應該是上輩子就是有遭一些孽這輩子要來償還，小時候好像只能有這種說法來解釋，但因為這些社運的前輩他們教會我很多事情，有找到另外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生命境界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更重要就是我後來因為自己也當媽媽，我覺得那個從女兒到母親身份的轉變，給我帶來很大的改變，我看事情的方法、看事情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我覺得也是因為這些種種的加起來，讓這個故事從一剛開始動力是恨，到後來用這樣的方法去把它說出來。

主持人：說真的要拍自己的家人不管是對紀錄片黃惠偵導演來講，或者對每個人來講，你要從一個拍自己家人找到一個特別議題，解決自己可能長久以來的疑問，其實是不容易的，相信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說你要去質問你媽媽一些事情，對你來講可能也是不容易，對他來講當然也是不容易的，可能黃惠偵導演選擇用拍片的方式，我覺得他肯定覺得這樣的方式對他來講是可以有辦法讓自己想要說的事情去做一些突破，或者是彼此關係之間的交流、深化，它是一個方式，我相信每個人對於自己面到面臨的家庭問題，都有自己的一些想要解決的方式，或者你覺得它是可以解決你自己心理創傷、心中疑問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不是拍片，可能透過寫作、音樂之類的其他方式來抒發。

觀眾A：您好，我想詢問您跟您的媽媽有一起看過這部片嗎？那看完之後他的感覺跟想法是什麼呢？在這麼多年之後你們的母女關係是不是有比較更好一點？謝謝。

觀眾B：您好，那後來你的教育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因為小學的話還有國中終究他還是義務教育，也就是說為了要躲你爸沒辦法上學，這個應該已經牽涉到法律問題了，最後是怎麼解決的呢？第二個問題是我也不確定這個問題是不是該拿來問，我覺得你這個背景就是雖然他是紀錄片，但是我怎麼覺得它好像有改編，我覺得它有作為超級英雄電影設定的一個潛力，我好奇的是有沒有紀錄片拍出來之後成功以同樣的背景或者是類似的背景，又再改編成別的劇情片的這種潛力？

黃惠偵導演：有啊阿堯黃信堯啊，他拍了一部紀錄片叫唬爛三小是拍他的高中同學，後來又改編成電影叫做同學麥那斯，但是在臺灣應該也只有他吧？

主持人：還有翻滾吧阿信！

黃惠偵導演：其實剛開始就也有人在問說為什麼我不就直接拍劇情片就好了，就是可能更簡單，因為你說我要去說服我媽跟我去拍劇情片，到底哪一個比較容易哪個比較困難，就是這個看人呐這樣，但我自己沒有特別強烈的動力想拍劇情片，就是當時有一些考量吧，就是因為對我來說我是希望通過這個機會，跟我媽媽講話，我們在不拍片的日子基本上沒有什麼互動，我媽的生活就是她不是上班族，但她的作息非常的準時，她每天一醒來其實就出門了，她跟她的牌友有約，一定要出去她沒辦法待在家裡，每天就像上班下班一樣，每天出門然後回來就是休息、睡覺，我們幾乎沒有什麼互動的機會，那也因為就是我們之間有很多東西，其實該說但從來不說，然後你久而久之我也會害怕跟他互動，他也害怕，是因為有些東西你知道可能不要講比較好，可是我們各自都認為不要講比較好的這些事情，就卡在我們中間，那個久了就好像一道牆一樣誰都跨不過去，對我來說他必須是個紀錄片我必須去問我媽媽是因為，我要透過拍片來完成這件事，我如果不拍片說真的，我很有可能我到現在都還是在想，我不會真的去跟我媽媽問這些事情，或是告訴他一些事情。

黃惠偵導演：其實很多社工，每次只要我看片遇到社工他們一定都會問這件事，因為他們很好奇，可是我覺得也沒那麼難以想像，是因為你知道臺灣有多少社工，他們每個人有多少個案嗎？是他處理不完的數量，社工都非常的慘，尤其是你如果也沒主動去通報，他根本不知道你發生這些事情，所以我們就是整個掉在這個你說有一個好法制的網，有社會制度的網，我們根本不在那個網裡頭，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那，不會去接住，所以我這樣的例子當然非常少，可是我不是唯一的老實說，就是我也還有認識其他人，在當時為什麼沒有被這個社服的網接入，沒有被說都已經有社會教育了，我那個年代應該是已經要讀到國中了吧，現在是到高中嘛，可是就是因為你也沒通報，然後在我們當時的現實底下，就是我也要得要一起去工作賺錢，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今天即便學校有找到我，發現這個小孩沒有上學，我來通知你要去上學，我可能還是沒辦法去，因為我就是得要幫忙家裡賺錢，所以我覺得好像不應該但他其實就是會發生，而且我相信到此時都還在發生，雖然數字會越來越小。嗯他不是執法單位

黃惠偵導演：其實他找不到你，我們在離開家之後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幽靈人口，就是我們當初離家的時候，我媽媽是唯一一個有身份證件的人，因為那時候我才小三嘛小三不會有身份證，我妹更小當然也不會有，那我媽有他的身份證，可是他離家就是只有那個身份證，然後小孩上學需要戶口名簿什麼他都不會辦，就是我媽媽不是一個那種社會資源網路很強大的人，你要他去熟知這些法令，他其實連要去哪裡找支援幫助他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要帶我們躲起來，所以他會覺得說好像我們一出來現身就是會有被抓回去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戶口就是一直留在當初我們逃出來那個家裡頭，我到現在都還留著我第一張身份證，我的身份證取得的過程非常非常的神奇，我覺得大概也就只有在當時的臺灣會發生，我在我18歲成年的那一天我就去戶政事務所，我跟事務所窗口辦事的小姐，講了一遍我的故事我們家的故事、我經歷了什麼，為什麼我沒有任何的證件，然後我告訴他我媽媽的身份證字號，然後那個小姐就幫我辦了身份證，我不知道這個如果當時的窗口被發現，他可能會有一些責任，因為這其實不是一個很正確的行政流程，當時那個小姐也許她就是一個我生命中的貴人吧，總之她就辦給我了，人生中第一張身份證一般人應該是國中的時候學校就會幫你辦吧，我是我在我18歲生日那天，我才拿到我的身份證，所以在當時你說到底是哪一個執法單位該負責，而他沒有盡到他的責任，我覺得你也很難去怪，是因為我們可能也某種程度想要躲，只要其中一個環節沒有通報，比如說我離開學校了學校發現我們不見可能也沒有通報，其實不會有人知道我們消失，組織機關就不知道，因為我不用服兵役嘛，所以那個年紀大了也沒有人來找，那些很可怕一個人就這樣消失了，我覺得所有的你說這些制度也都是人建出來的，你說他有可能真的密到一個人都不可能掉下去嗎我覺得不太可能。

黃惠偵導演：前面第一個朋友，我們那時候我是帶我媽媽去金馬影展，因為我們的首映在金馬影展，我就帶我媽媽去參加金馬影展，讓他跟一堆陌生的觀眾一起坐在電影院裡看，金馬影廳那時候還在新光，大概有 200個座位吧，就跟200個陌生文青一起看了我們這部電影，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到現在都還很感念的事情，我那時候要拍我媽媽的時候我就跟他講，他其實第一個反應是這些東西有什麼好講，有誰要看，這就是我們認為的家醜，一般人應該是會覺得要藏起來不要講嘛，可是後來電影完成之後他看完電影金馬觀眾也非常的溫暖友善，其實我覺得影展觀眾是全世界很友善的一群人，他們看完電影就是會像現在一樣有QA啊，會給回饋，所有人都跟我媽媽說，覺得我媽媽很棒，他們覺得你長在一個那麼樣保守的環境，保守的年代，可是你有試著去做你自己，然後雖然婚姻很不順，可是你也是把這兩個小孩養大，這都是好話都是體己話，然後這些話其實在拍攝過程我也不是沒跟我媽講，可是我覺得我媽是聽不進去，她還是比較相信這些都是家醜，這些都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可是她沒有想到她腦袋裡面想的這些沒什麼好說的丟臉的故事講出來了，他得到的是很正面的回饋，我覺得在那一刻我媽才有些東西真的被改變，因為在之前我跟他講，我覺得他沒法相信，因為他覺得你應該就只是哄我嘛，可是今天這些影展的觀眾這些陌生人，沒有理由騙他吧，我覺得這個是帶給他蠻大的改變，在金馬之後電影上映了，他後來甚至會說那裡上映有電影票嗎我帶我朋友去看之類的，或者是有報導他會開始拿給他的朋友看，他不用再去編很多的劇本，去告訴他的朋友說我其實結婚，婚姻只存續一天這兩個小孩都是我領養的，就是在以前，他可能連面對自己真實人生是什麼樣子他都不太願意，他找不到方法估且這樣說，所以他會有很多劇本，你看我媽應該就是一個被埋沒的編劇，他跟他所有的朋友可以講出不一樣的版本，可是後來電影播完，他看到觀眾的反應，我覺得他好像找到了一個可以跟自己真實生命去相處的方法，所以他願意帶他的朋友來看電影啊報導也拿給朋友看，表示他可以不用再去編很多的版本跟他的朋友講他的人生，運氣很好啦我媽看完電影之後，她當然不是說像什麼影評會說我覺得你這拍的不錯，但是你會知道好像我們之間的那個牆，它是有慢慢的在被拆下來、有在瓦解，我們不再那麼害怕跟對方講話，因為其實最困難的部分你也在電影裡頭看到了，就關於家內性侵這件事情，一直很長時間是我們兩個都不敢去碰觸的一件事，但因為最難的我們都講了，你就覺得那還有什麼事不能講。

黃惠偵導演：我跟我媽現在也都還是住在一起啊，他現在會嫌我很囉嗦以前不敢講話現在嫌我很囉嗦，現在變得比較大膽。

觀眾：導演你好，我沒有任何要發問但是我是非常感謝你花這個時間，還有你母親的勇敢讓我們看見，那你的際遇也讓我們感覺到非常正面、閱歷邏輯思考等等，沒有完成九年國民教育，你的努力或者是各方面的學習我覺得非常棒，謝謝，謝謝你影響到我們讓我們看見。